民营企業家貸款涉罪問題研究(三):高利轉貸罪
文 / 于兴泉状師、马圣锟状師高利轉貸罪，是指舉動人在不法取利目標驱策下以轉貸取利為目標，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高利轉貸别人，违法所得数額较大的舉動。近几年，民間高利轉貸徴象在我國南邊遍及存在。仅就2020年的200份判例（如下数据均来历于中國裁判文書網所公然的案例）為例，云南（25起）、贵州（10起）、湖南（13起）、湖北（19起）四個省分就占到了天下高利轉貸案件的四分之一以上，被告人的重要構成是民間無業职員或個别谋划户，如许的群體自己對付活動資金没有出格大的需求，但同時又存在如房、車、店肆等可供向銀行典質的固定資產，是以常常是民間假貸的常客。在親友老友的先容下，熟悉了融資坚苦的民营企業老板，在高利錢的诱惑下從事高利轉貸，最後因為民营企業的資金链断裂等缘由没法了偿銀行貸款而案發。
（一）高利轉貸罪的設立布景
我國關于高利轉貸舉動的规制最先可以追溯到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制订的《貸款公例》，此中第20条、第71条對高利轉貸舉動舉行了限制。與此同時，在审议1997年刑法草案進程中，有代表提出，實践中，一些单元和小我從金融機構套取貸款轉貸别人，攫取不法长處的徴象比力紧张，這類舉動紧张侵扰了金融辦理秩序，應當在刑法分则‘粉碎金融辦理秩序罪’里增长高利轉貸罪。立法構造终极也采用了這一建议，随即在1997年3月13日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增設了本罪，并得到了經由過程。
但奇异的是，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的司法實践中，這一罪名的見效司法裁决其實不多，在全部金融犯法系统中，高利轉貸罪也是利用量起码的罪名之一。纵觀我國金融業成长较為敏捷的东南沿海地域，首例以高利轉貸作為罪名科罪量刑的判例呈現在2006年末的福建省，這個時辰間隔高利轉貸罪的立法已颠末去了靠近十年。而作為中國金融業成长程度最高地域之一的上海，首例高利轉貸罪的科罪量刑则是呈現在更晚的2010年。
到了2011年後，高利轉貸罪裁决起頭稍微顯現一個上升的趋向。除有必定判例作為引导後，公檢法構造對付该類案件的處置逐步有了頭绪這一缘由以外，必定水平上還由于在這一個時候節點，企業成长遍及受限于融資難的期間布景催生出了一股民間假貸的新高潮，比拟于企業的大宗融資，民間老苍生每家每户的小額貸款凡是顯得更加轻易，而企業為领會决一時之需，以更高的利錢從公眾手里再把錢借過来，這一種在南邊被称為“放水”的供需瓜葛逐步從一種地下舉動變得明面化，企業應了急，個别賺了錢，皆大歡樂，這一種模式也就随之風行。
但整體来讲，高利轉貸罪的見效裁决依然遠少于其他金融類犯法，這可能必定水平上致使了分歧地域法院之間同案异判的環境频發，因為缺乏足够的裁决基数作為参考，分歧法院對付犯法情節和违法所得数額的掌控也因各地的社會經濟状态相异而顯現出分歧的立場。可是总的来讲，高利轉貸犯法比年来所發生的量刑窘境仍是大致可以從理論和實践两個方面来舉行理解。
從理論方面来讲，比年来學界對付高利轉貸罪的存废問題發生過很多的争辩，由于正如以前所说，高利轉貸罪在實務中發生的数目少少，2021年整年在“北大宝贝”網站上公然的天下以高利轉貸科罪科罪量刑的判例唯一27起，遠遠少于其他金融類犯法。而罪名的利用量實在所反應出的不但仅是该項犯法的社會需求度，同時也反應出了刑律例制此類舉動的价值需求和该罪立法目標與社會价值的契合度和相融度。是以即使有關高利轉貸罪的判例在2011年後稍微顯現了一個上涨的趋向，到了2014年，學界仍是起頭针對付高利轉貸舉動入罪的公道性發生了辩说，乃至有至關一部門學者認為理當直接對高利轉貸舉動舉行非罪化處置，来由就在于高利轉貸罪因為期間的變革已不克不及實現當初的立法目標，是以没有存续的需要。
這一部門的學者對峙，在高利轉貸罪設立之初，之以是認為以高于金融機構貸款利率轉貸第三人的舉動具备社會風险性，很大缘由是因為那時规划經濟辦理下，中國的信貸市場本色上也仍是规划辦理的信貸市場，金融機構以外的個别以高于金融機構同期的利率将資金轉貸给第三人的舉動，可能违背规划辦理的信貸市場下金融辦理部分對存貸款利率及其浮動范畴的划定，轻易過分推高現實貸款利率2，從而致使了信貸資金流向了當局指令性规划以外的范畴3。這也就是咱們如今在會商法益時所理解的“信貸資金辦理秩序”。
這類理念在信貸的辦理模式由规划變化為市場以後起頭產生扭轉，利率市場化鼎新從底子上扭轉了信貸資本的設置装备摆設方法，金融辦理部分對信貸市場严酷的利率和信貸節制已然扭轉，所谓陵犯“信貸資金辦理秩序”這一社會風险性也現實意义也存在着至關水平的減弱。在如许的条件下，對付一些實務中定期還本付息的高利轉貸案件，在没有對金融機構和其他當事人造成侵害的環境下，是不是依然值得以陵犯“信貸資金辦理秩序”作為@来%WR94f%由對舉%649Nb%動@人科罪量刑，可能會在必定水平上影响到法官小我的心里确信。是以高利轉貸罪基于其所具备的期間特徴，在罪與非罪的問題上已渐渐地突顯出了窘境。
（二）高利轉貸案件中司法裁判要點
1.是不是具备轉貸取利的目標
我國刑法将高利轉貸罪的犯法组成描寫為“以轉貸取利為目標，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高利轉貸别人，违法所得数額较大”的舉動，而此中的“以取利為目標”则被認為是一種與犯法成心自力開来的内涵生理状况。
這類生理状况在今朝的實務觀念里，被認定的较為宽泛，并不是请求舉動人存在對付整笔貸款全数且切當的轉貸取利用意来認定其主觀成心，若是舉動人在申请貸款時，對申请貸款的項目必要資金量有明白的熟悉，成心借機多報导致申请数額跨越現實資金量，對付過剩資金存在放貸用意一样可以認定為本罪中所划定的“轉貸取利用意”。
但不成否定的是，取利目標作為一種生理用意，其证實難度仍是较高的，是以在我國今朝的司法實践中，對付這類生理状况的存在與否廣泛采纳了推定的方法来舉行認定，也即按照舉動人貸款的需要性、貸款目標和貸款後轉貸的時候距離等方面舉行推定，果断其貸款舉動和假貸舉動之間的联系關系性。比方在河南省（2019）豫0821刑初255号刘某欺骗貸款案的裁决中，审理法院基于被告人在貸款汇入其小我账户前，账户内并無足額的資金可以或许用于出借，但在涉案貸款進入被告人账户後，其在短時間内@持%1Lq妹妹%续@向外放貸，足以阐明其放貸資金来历于该案中涉案的銀行貸款，由此证了然被告人的貸款舉動和放貸舉動两者之間具备联系關系性。
在联系關系性获得证實的根本上，再加之舉動人現實轉貸赢利的证實，由此便形成為了公诉構造對付被告人存在轉貸取利目標的完备证實链条。凡是在司法审讯中，實現了上述两条路径的证實，也就可以認定舉動人轉貸的舉動中具备“取利目標”。
如前所述，因為取利目標的证實自己已除膠噴劑,颇具難度，是以實務中公诉構造凡是不會决心的证實取利目標發生的時候，乃至在部門司法事情者的觀念中，只要存在信貸資金轉貸舉動和终极的赢利成果，轉貸取利的目標就足以被認為是自然存在的了。在持久如许的司法習气下，乃至有一些裁判構造認為“從現實的社會風险性来看，轉貸取利目標的發生時候不管是處于套取貸款以前仍是以後，随後以更高利錢轉貸的舉動都一样都風险了信貸資金辦理秩序。是以，從風险性的角度来看，必定呆板的夸大轉貸取利目標限定在套取舉動以前，没有現實价值”。
但必要阐明的是，從严酷意义上来讲，按照我國《刑法》中高利轉貸的条则划定，其對付舉動人取利目標的發生時候理當認為是存在特定请求的，也即這類轉貸取利的目標，必要置于套取舉動和高利轉貸舉動以前。由此才能知足在逻辑链条上從發生主觀成心，到客觀施行舉動的時候次序。张明楷傳授也指出，“貸款時没有轉貸取利目標，也没有采纳坑骗手腕，获得貸款後将貸款轉貸别人的，只是纯真扭轉貸款用處的舉動，不可立任何犯法。不克不及由于舉動人過後扭轉貸款用處，而認定前舉動属于套取或欺骗金融機構貸款，不然就會违背了舉動與责任同時存在的原则”。這類過後發生的“轉貸取利”目標不克不及推导出在此以前的“套取”舉動對應本罪的刑事违法性，也會响應的影响假貸舉動和轉貸舉動之間联系關系性及违法性证實，是以建立高利轉貸罪，理當请求舉動人在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時就有轉貸取利的目標，不然不可立犯法。
在環境属實且存在响應证据的条件下，取利目標與套守信貸資金的時候分歧步這類辩解来由是有可能在實務中获得司鼻子過敏中藥茶,法構造承認的。比方在安徽省（2020）皖0722刑初166号张某某欺骗貸款案的裁决中，即使被告人张某某在以子虚質料获得貸款後将資金高利轉貸给别人利用而且是以获得經濟长處，但從時候線长進行阐發，被告人在最初貸款時其實不存在取利轉貸目標，而是在後续的資金操纵中，将闲置的貸款高利假貸给别人以获得經濟长處，是以難以排他的证實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联系關系性。加上後续被告人銀行账户中的資金混淆，没法证實介入民間假貸的資金系被告人自有資金仍是金融機構貸款資金，是以未将被告人的舉動作為高利轉貸罪舉行處置。（以子虚質料获得貸款的舉動依然有可能组成欺骗貸款罪）。
2. “套取”舉動的認定
如前所述，“取疤痕修復霜，利目標”及其發生時候的证實，必定水平上就是為後续“套取”舉動的违法性做铺垫。本罪中的“套取”是指舉動人在不合适貸款前提的条件下，以子虚的貸款来由或貸款前提向金融機構申请貸款，而且得到由正常步伐没法获得的貸款。将本罪中的“套取”與欺骗貸款罪中的“欺骗”做比力，理當可以認為這類“套取”的觀點包括了“欺骗”，可是在認定的范畴上更大于“欺骗”。一方面，舉動人编造子虚的貸款@来%WR94f%由或前%Y43Vo%提@，其實不请求其舉動必定到达坑骗的成果，在舉動人與金融機構事情职員同谋、金淡斑藥膏，融機構賣力人主觀上未被坑骗的環境下轉貸取利的舉動，仍然構本錢罪。
另外一方面，即即是供给了足額的典質或担保，不會由于信貸資金的灭失而構成金融機構的“坏账烂账”，只要在获得信貸資金時陪伴着後续轉貸的“取利目標”，哪怕是仅是扭轉資金用處，也存在被認定為套取的可能。比方在云南省保山地域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5刑终38号段某高利轉貸案中，上诉人段晓军及其辩解人提出“段晓军以典質方法获得貸款并用于高利轉貸，该典質貸款不属于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故不组成高利轉貸罪”。但法院認為“但凡触及编造子虚来由，從銀行、信任投資公司、屯子信誉社、都會互助銀行等金融機構得到信貸資金的環境，都可以認為是本罪中的套取舉動。”
可是在诸多認定“套取”的舉動中，有一種類型的套取可能存在破例，也便是信誉卡資金的姑且轉借。比方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區人民法院(2019)青0104刑初288号刘某高利轉貸案的裁决中，查察構造指控被告人刘某别離用此中國銀行、青海銀行信誉卡给青海庄和房地產開辟有限公司刷卡假貸12笔次，累计假貸2310万元，获得利錢120余万元；2017年被告人刘某向中國銀行青海省份行提交子虚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装修合同、装修工程预算表、装修收条等質料，骗得貸款1000万元後借给王×1利用，获得利錢9万余元，被告人刘某經由過程上述方法获得利錢总计129万余元，理當以高利轉貸罪究查刑事责任。但审理法院在审查案件证据環境後認為“被告人刘國明在打點信誉卡時，没有轉貸取利的目標，信誉卡額度是經由過程合法路子获得。其在信誉卡額度利用進程中轉借给别人，是扭轉資金用處的舉動，不属于套取舉動。公诉構造指控刘國明以高利轉貸為目標、套守信貸資金，证据不足。”
這一案件中“套取”舉動的被解除很大水平上是因為前述“联系關系性”的問題被否認，也即舉動人在打點信誉卡和提取資金轉貸的两個舉動之間的時候距離较长，也没有切當证据可以或许证實两個舉動存在目標和手腕的瓜葛，是以得以解除。但若打點信誉卡與轉貸的時候附近，且打點信誉卡後提取的資金重要用于轉貸用處，则依然存在组成高利轉貸罪的可能。
必要阐明的是，轉貸取利目標和套守信貸資金的舉動存在逻辑上的前後問題，可是轉貸的舉動和套守信貸資金的舉動却未必存在時候上的前後次序。實務上還存在一種高利轉貸的舉動模式，從情势上规避了“發生取利目標——貸款——轉貸”的犯法外觀。舉動人先将本身的自有資金以民間假貸的方法假貸给别人，以後再施行套守信貸資金用来弥补本身資金空白；或是舉動人在套取到信貸資金後，将该笔資金投放到活動資金後再把本身的錢款抽出舉行轉貸取利。這類舉動模式在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主流概念中都被認為是高利轉貸罪的一種特别的情势，固然把套取和轉貸取利两種舉動的次序舉行了倒置，可是轉貸取利的性子是没有產生扭轉的，刘宪權傳授在《高利轉貸罪疑問問題的司法認定》一文中也将這類環境纳入了認定轉貸取利目標的范围，由于這一種類型的案件本色上只是将两笔資金“偷梁换柱”，加上信貸資金自己属于種類物，若是在時候上合适貸款到轉貸的慎密接洽性的话，認定其具备轉貸取利目標是可以被認同的。
不丢脸出，這類前述的這類高利轉貸舉動具备极高的隐藏性，乃至讓人猜疑如许严密的轉貸操作到底是若何“暴雷”的。其其實近几年，高利轉貸犯法案發的環境其實不算多見，由于只要在銀行——貸款人——告貸人三者之間，没有呈現持久過期還款的環境，全部高利轉貸的舉動因為不存在明白的受害方，凡是不會有人提出奉告或请求警方立案侦察。高利轉貸罪案發的缘由除因被告人的其他犯恶行為被連累案發的環境以外，最重要的案發原因就在于知恋人的舉報，此中不乏公司股东之間以舉報高利轉貸作為企業内部權利斗争手腕的環境。笔者在實務中也曾履历過如许的案件：被告人與其他数名股东配合采辦了一块地皮，在經各方赞成後将配合采辦的地皮利用權以被告人的名义向銀行典質貸款，并将所获得的貸款依照各自的地皮利用權份額比例舉行分派。其余股东在收取了貸款後，向被告人按比例付出利錢，终极由被告人同一向銀行還貸。因為被告人在向其余股东按比例收取利錢時稍微舉高了利率以利于弥补该笔貸款的其他用度付出，随後被其他股东舉報大公安構造，并以高利轉貸罪被立案侦察。
三、“高利”認定
“高利”也是本罪傍邊的焦點觀點之一，天下人大常委會法制事情委員會刑法室、郎胜主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释义》，和王爱立主编（天下人發法工委刑法室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解讀》同一却将本罪的“高利”界定為“比金融機構貸款利率超過跨過很多的利率”，司法判例中常見高利轉貸罪的轉貸月息廣泛在3-4分，短時間假貸的案件更是能达到5分乃至6分。基于此，在高利轉貸罪的案件辩解中，常見的一種辩解来由在于舉動人轉貸時與告貸方商定的利錢相對于较低，不组成所谓的“高利”。按照修悔改的《關于审理民間假貸案件合用法令若干問題的划定》中關于民間假貸利率的划定，在不跨越合同建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价利率四倍的環境下，可以获得法院支撑。是以在一些高利轉貸的案件中，因為轉貸利率仅稍微超越銀行同期利率，一些觀念認為将這類環境界说為“高利”有失偏颇。
但就今朝的司法判例来看，如许的概念可能其實不能获得支撑，大部門的裁判構造認為，“高利”仅仅是認定本罪组成的情势要件，肯定舉動人罪恶的關頭考量，依然理當放在《最高人民查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構造统领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尺度的划定(二)》第二十一条划定的“五十万以上违法所得”，舉動人轉借别人的利率只要高于该信貸資金的貸款利率，就合适本罪划定的“高利”，至于超過跨過几多，在所不問。比方在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882刑初216号杜某高利轉貸案中，辩解人提出“被告人轉借别人的利錢不高，没有跨越民間假貸利錢庇護尺度，得到的利錢差額不大”，可是法院方面認為“高利轉貸别人，是指将銀行的信貸資金以高于銀行貸款的利率轉借给别人，详细高于銀行利率几多，不影响本罪的建立”。
實在近两年，“高利”這一問題在理論和實務界已根基达成為了一致，周道鸾、张军主编的《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也認為“若是轉貸利率與向銀行套取的信貸資金利率差額不大，但轉貸資金数額出格庞大的，其违法所得一样可以到达‘数額较大’，構本錢罪”。归根结柢，就套取銀行貸款而高利轉貸别人的案件而言，其之以是受制于刑事制裁，是由于基于一種侵扰金融秩序、風险金融平安的舉動實現小我的犯警赢利，而不在于其在假貸舉動中與别人商定了分歧理的高利錢，乃至于若是仅仅是纯真的高利錢假貸舉動，在我國今朝的立法布景下，都不會被评价為是一種犯恶行為。
3.轉貸後未彻底收益時的認定
實務中，高利轉貸類案件案發的環境除前述知恋人舉報的環境外，最為常見的一種環境便是轉貸者的“断供”。如前所述，在遍及的民間“放水”環境中，多数是轉貸人從銀行貸出信貸資金後，轉貸给第三方，然後第三方按期向轉貸人付出高額利錢，轉貸人再從得到的高額利錢中剥離出銀行的貸款利錢還貸，賺取中心的差額資金。這里的第三方告貸人，通常為資金欠缺但又難以經由過程正常路子從銀行貸款的企業谋划者。在第三方谋划者谋划環境杰出時，銀行、轉貸人和告貸人之間可以連结息事宁人，可一旦告貸人乙方呈現谋划不善或資金流轉坚苦的環境，即可能致使告貸人對轉貸人的“断供”，進而致使轉貸人對付銀行的断供進而案發。在如许的根本下，不少轉貸人在被公诉構造告状時，极可能還没有從告貸人那邊收回當初所规划的高利和本息，乃至在一些较為特别的環境中，被告人連出借的本金都還没有收回。近几年因為私募基金和长租公寓的不竭暴雷致使不少投資人血本無归，加上我國今朝對付“老赖”舉動也尚不存在更加严苛的规制模式，高利轉貸的案件中被告人仅仅從告貸方那邊拿回少许資金的案例其實不少見。一样的，不少辩解人也测驗考試以此為角度切入，經由過程對被告人現實赢利的否認来對全部犯法组成舉行否認。但這個思绪在實務中可能常常不克不及尽如人意。整體来讲，還款不足的環境可以被细分為以下两種：
（1）告貸人與轉貸人之間未就部門還款商定属性：
该種環境是指告貸人在向轉君綺評價，貸人告貸後，仅仅是按月了偿利錢，乃至没有足額了偿利錢，最後没法了偿残剩本息時轉貸人案發的環境。實務中不少被告人和辩解状師都以告貸人了偿的資金為本金，還没有获得利錢，是以不存在违法所得為由，哀求法院宣判被告人無罪。比方在云南省易門县人民法院(2015)易刑初字第43号高某高利轉貸案中，查察構造指控高某在套取貸款後，将此中100万元以月息16%的高息出借给李某某。時代，李某某于2014年3月5日奉還本金10万元。2014年1月20日至同年5月9日，李某某分7次将许诺的违法高息轉账付出给高某，共39.6万元。高某甲同期付出给易門县屯子信誉互助联社六街信誉社貸款利錢3.875万元。扣除貸款利錢，高某甲現實违法所得35.725万元。被告人及其辩解人提出，被告人高某另有60余万元本金未收回，告状書認定其违法所得35.725万元根据不足。這一辩解定見被一审法院所采用，認為被告人高某基于获得高息取利的主觀念頭，客觀上施行了高利轉貸的舉動，但美白保養品,因别人案發，致凡人有望收回本錢并获得高于貸款利錢的取利成果用意终极未能實現，故公诉構造指控被告人高某高利轉貸违法所得数額较大的究竟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克不及建立。
但此案後經查察院抗诉後，二审法院對李某某了偿高某的資金作出了彻底分歧的评价，認為高某收取李某某39.6万元的告貸利錢，付出金融機構3.875万元的利錢，其從中获得的利錢差額35.725万元理當認定為高利轉貸舉動的违法所得，是以终极認定了被告人组成高利轉貸罪。
二审法院之以是對高某收取李某某的金額作出了相反的認定，很大水平上是認為既然假貸瓜葛是客觀存在的，那末民事上的债權债務瓜葛也理當是客觀存在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合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诠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務人除主债務以外還理當付出利錢和用度，當其给付不足以了债全数债務時，而且當事人没有商定的，人民法院理當依照以下次序抵充：（一）實現债權的有關用度；（二）利錢；（三）主债務”之划定，當告貸人仅仅向轉貸人舉行部門還款時，该金錢理當先冲抵二人之間商定的利錢，并由此認定了被告人高利轉貸罪的组成。這類概念今朝在司法實務中盘踞着主流职位地方。
（2）告貸人與轉貸人之間商定部門還款為本金：
该種環境是指告貸人在對被告人了偿部門轉貸資金時，明白商定或阐明了偿的金額起首冲抵本金，在本金冲抵竣事後，進而了偿了部門商定利錢，在仍有部門利錢還没有了偿時，轉貸人案發。相较于前一種環境，此類案件中關于被告人没有因轉貸舉動而获得长處或仅得到少许长處的辩解来由彷佛更具备说服力。但從今朝的判例来看，在實務中經由過程這一角度舉行辩解可能依然是見效甚微的。比方在河南省（2020）豫1528刑初133号李敏高利轉貸案的裁决書中，直至案發時，被告人因轉貸而發生的利錢還没有彻底收回，但审理法院認為固然上诉人轉貸後是不是現實赢利因证据不足不克不及認定，但按照其與告貸人商定的利錢，其可得到的长處已跨越高利轉貸罪的入罪尺度，對刑法所庇護的法益已造成陵犯，未現實赢利其實不影响犯法组成，只是犯法目標未能得逞，從犯法形态上组成未遂，可以對照既遂犯從轻惩罚。是以在對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数額舉行计较的時辰，依然以两邊商定的利錢数額扣除銀行貸款利錢数額對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舉行認定，仅仅是将還没有收回的利錢以“未遂数額”舉行评价，從而在必定水平上發生對量刑的影响。
3.可否退缴违法所得及罚金
可以或许退缴违法所得和罚金理當可以認為是此類案件中最為有力的辩解要點，因為在此類案件中，即使被告人存在操纵子虚合同或虚構目標等方法套取金融機構貸款的環境，但受制于案件多發群體——無業职員或個别谋划户——的特徴，八成以上的舉動人會在銀行的请求下供给足額的典質物作為担保，是以在舉動人由于高利轉貸罪遭到刑事追诉後，因為真十足額的典質物的存在，金融機構凡是不會是以而承受經濟上的丧失。则可以或许用于認定被告人犯法性子和社會風险性的尺度就只能落在了被告人對付违法所得和罚金的退缴水平上。
在2020年至今的所有判例中，可以發明裁决的轻重根基上和被告人可否足額退缴违法所得和罚金是成正相干的。只要被告人没有触及其他犯法或存在其他出格卑劣的情節，在足額退缴了违法所得和罚金後全数得以合用缓刑。少许存在貸款典質物瑕疵的案件，被告人在退缴违法所得和罚金以外，還必要足額了偿貸款本息或同金融機構告竣還款协定，以此来夺取更加轻缓的惩罚。比方在吉林省的（2020）吉08刑终47号杜振宇高利轉貸案的裁决書中，被告人高利轉貸赢利约24万，在開庭前還清了貸款本息及退缴不法所得後，获得了從轻惩罚的定見，加上被告人签订了認罪認罚协定，在二审终审裁决中，终极法院以科罪免刑闭幕了此案。
4.涉案貸款是不是為信貸資金
關于案件中涉案貸款是不是“信貸資金”的問題在2020年8月20日以前一向是高利轉貸案件中轻易呈現的辩解點，由于在此以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审理民間假貸案件合用法令若干問題的划定》一向是沿用2015年刊行的版本，而這一辩解来由的根据由来也便是最高法院在前年公然的(2019)最高法民终172号裁决書：最高院認為该版本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审理民間假貸案件合用法令若干問題的划定》第十四条第(一)項（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给告貸人，且告貸人事前晓得或理當晓得的，民間假貸合同無效）所规制的系告貸人套守信貸資金轉貸取利的舉動，目標在于保護信貸秩序，防备金融危害。而按照《貸款公例》第九条之划定，金融機構的貸款分為信誉貸款、担保貸款和单子贴現。信誉貸款系指以告貸人的信用發放的貸款，告貸人無需供给担保。是以金融证券機構與天然人之間偶發的假貸舉動不属于信貸营業，也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审理民間假貸案件合用法令若干問題的划定》第十四条第(一)項调解的范畴。”
是以按照我國法令的系统诠释，高利轉貸罪中划定的“信貸資金”也理當系指以告貸人的信用發放，告貸人無需供给担保的貸款類型。高利轉貸的舉動之以是會被認為是可能加害國度金融秩序的犯恶行為，是因為该類型的貸款是不是可以或许定期收回彻底取决于告貸人的信用，是以金融機構在發放貸款時要對告貸人的告貸用處、谋划状态、辦理程度等严酷审查，從严把握，以低落危害。若是容许告貸人以信誉貸款方法得到信貸資金後，随便轉借别人取利，则會加重金融機構的信貸危害，侵扰金融秩序。而對付舉動人供给了担保，金融機構按照担保加上供给貸款資金的情景，因為銀行不會由于舉動人的轉貸而晋升貸款没法收回的危害，则如许的轉貸舉動也不该當是遭到刑事制裁所规制的舉動。
但此類的辩解来由在2020年8月20日以後，跟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审理民間假貸案件合用法令若干問題的划定》的修订而不复存在，修订的新规中将第十四条第（一）項明白修改成“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的”，将本来的“信貸資金”更改為為“貸款”，将前述信誉貸款、担保貸款和单子贴現等環境全数包括在内，由此理當可以認為是立法者明白了對付這一問題的處置立場，也即理當制止民間假貸中對付金融機構一切情势貸款的轉貸舉動。不管貸款資金的性子為什麼，高利轉貸的舉動對付金融秩序的陵犯性都是一样存在的。就2020年8月20日至今的所有高利轉貸的案件環境来看，即使就今朝的刑法条则划定来看，高利轉貸罪的犯法组成要件中仍将犯法工具描寫為“信貸資金”，但在實務中，“涉案貸款不是信貸資金”如许的辩解来由已鲜有获得支撑的判例了。
作者简介：
于兴泉，北京大成状師事件所刑委會履行主任。执業二十余年，以經濟類犯法、职務犯法案件為專業標的目的，存眷企業高管犯法徴象，打點過大量企業高管涉罪案件。颁發有《法治是最佳的营商情况》《從状師角度看當前民营企業家的司法窘境》《邮币卡電子化買賣的法令定性問題》等多篇專業文章，著有《单元犯法實務精解》。
于兴泉状師
马圣昆，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刑法學硕士，主攻經濟類犯法和职務類犯法钻研，在各種期刊上颁發過《差错致人灭亡中關于差错的認定》《見危不救入刑之否認》《股东失權轨制的刑民實務影响思虑》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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